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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路军自己生产生活物资，还得打仗，这样一来如何保证战斗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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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，国民政府每年拔给八路军60万元，当时发的是法币，1法币相当于1银元，也就相当于60万银元，这样，就解决了部队军费问题，不需要为吃穿而去发愁，八路军的主要精力可以全部放在对日作战上了。
国民政府拔给八路军的军费数目是根据国共双方协议，三个师，4.5万人计算的，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按月去军需局领取，领取后一部分交给中央，一部分用作军队开资。虽然还是有点拮据，但如果精打细算尚可维持。
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，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，除八路军上交的一部分外，还有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，这两部分加起来相当于边区收入的70%，剩下的就是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，部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敌人物资及边区人民的赋税。
可国民政府的拨款是固定的，而八路军是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的，截止1940年中旬，八路军已拥有50万兵力，在1940年9月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上，对日寇和伪军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反扫荡战斗，投入兵力105个团，大小战斗1824次，号称“百团大战”，这一方面打击了日寇，彰显了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，同时也暴露了共产党军队的实力，让国民党反动派有所警觉，到了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国民党政府就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费。
由于停发了军费，海外华侨的捐款也因封锁而停止了汇兑，再加上华北等地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荒，中共中央，中央军委发出了《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》，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，一面生产，机关，学校也都加入生产自救之中，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“扫荡”作战中，劳武结合，生产中不忘备战，战斗结束后继续生产，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，自制了机油，肥皂，土毛布等物资，开展了南泥湾，槐树庄，大风川等地的大生产运动，自己动手，克服了困难。
实事求是的说，部队搞生产对战斗力的提升肯定是有损害的，但这也是不得以的办法，好在有中央的正确领导，每个人都知面临的困境，能够正确对待，一切困难不仅渡过了，而且还在困难之中不断发展壮大，为以后的解放战争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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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兵吃粮，当兵发饷，八路军干部战士的军饷是多少呢？他们在抗战初期并非自己种地和织布的，也吃过一段时间“皇粮”。
1937年红军正式改编成八路军之前，国共双方对于部队的后勤保障问题是有协议的，规定八路军每个月可通过“西安办事处”向国民政府领取50万元军饷和5万发子弹，但是陕甘宁边区的机关、院校和留守部队不在此列。
（陈嘉庚先生）
因此，八路军总部只能将一多半军饷分给边区政府，其余的发给前方部队，平均下来每个师每个月可领到4万到6万元（法币），虽不富裕，勉强够用。
国民党部队每个月领多少军饷呢？黄埔系中央军每个师每月可领25万元，杂牌军每个师每月可领16到18万元，大约相差三分之一左右，按照每月给八路军发放的总数来看，跟杂牌军的待遇基本相同。不过国民党当局也仅是抗战初期认真执行了协议，慢慢就开始各种借口拖延推诿，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宣侠父，就经常为了催饷大闹蒋鼎文的办公室，当然，“西安行营”主任蒋鼎文后面肯定有人指使。
（蒋鼎文）
所以八路军干部战士的供给状况也是分阶段的，在第115师、第120师和第129师开赴山西战场之初，还不需要进行生产来保证生活，可以脱产专心作战。标准是从总司令到普通战士，每人每月可以领到2至5元的津贴，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.5斤口粮（后方机关1.25斤）。
1938年12月又细化了标准，具体为正副师长和政委、正副旅长和政委每人5元/月；正副团长和政委、正副营长和教导员4元元/月；连长和指导员3元/月；正副排长2元/月、班长1.5元和战士1元/月。
国民党军队则有吃空饷和喝兵血的恶习，并且一名中将师长的月薪可达500元，即便是发对折的“国难饷”也有250元，等于八路军50名师职干部的津贴，差距天大。
可是八路军在华北发展较为迅速，至1938年底前方部队已有15万人，1939年底壮大到27万人，仍然每个月的50万元军饷自然是杯水车薪了，这一时期八路军的经费主要用来保障吃饭，各敌后根据地由于经济情况不同，地方政府为部队提供的后期保障水平也不尽相同，山东军区和冀中军区较好，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由于地贫民脊，要困难一些。
（八路军缴获日军大衣）
1939年冬，国民党掀起第一次不合作高潮，阎锡山发动“十二月事变”，重庆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经费和弹药补给，为了保证军需供应，各根据地群众作出了巨大牺牲，在粮食和被服等方面尽最大努力满足部队的基本需求，八路军也将作战中缴获的日伪资财转送延安，再通过去国统区采购的形式补充一些不足，山东军区每年都要派部队护送一些黄金前往边区，因为招远等地区有金矿，前些天有看过某抗日神剧，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。
八路军经济最困难的是1942年初，前一年的“皖南事变”让双方彻底撕破脸，重庆政府彻底停发粮饷（之前迫于舆论压力补发了），并且禁止生活物资流入边区，同时日伪也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，而八路军又发展到40万人以上，种种因素叠加的结果，使部队的后勤供应极度紧张。
在全力保障作战部队的前提下，后方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就要饿肚子了，轰轰烈烈的“大生产运动”就是此时开展的，但总体来说，一线作战部队还不需要以生产为主，从而保持必要的战备和战斗力。
王震的359旅就是这一时期调回的陕甘宁边区，一手拿枪保卫延安，一手拿锄头南泥湾垦荒。
（王震将军在南泥湾）
此外，不能忘记的是各界人士、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抗战的支持，宋庆龄先生等社会知名人士从1937年起，就组织和筹措大批钱款、设备和药品送往延安；而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也捐赠了巨额资金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共收到捐款总额881万元，平型关等战役的慰劳款180万元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八路军的经济困难，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马来西亚十几位华侨甚至捐献了两辆“雪佛兰”救护车，不远万里送往西北，中华民族，血浓于水。
保存自己，消灭敌人是战争的最高原则。由于1942年，日伪的扫荡封锁，蒋顽的反共封锁，华北及陕甘宁边区等地遭遇大旱灾等自然灾害，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困难，另外，国民政府拨付我军很少的经费也被取消了。在此情况下，我党实行了精兵简政，减轻人民负担；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各党政军单位自力更生，开荒种地，生产自救。三五九旅的南泥湾大生产就是一很好的生产自救例子。同时，各根据地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、地雷战、地道战等打击敌伪顽的战斗，终于渡过了最苦的1942年，保存了自己，打击了敌人，迎来了抗战新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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